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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韓毓?!吨刈x毛澤東》:偉大也要有人懂(七)

      時間:2016-10-27 10:37:22  來源:《經濟導刊》2016年09期  作者:韓毓海

       

       

       

       

      批判地思想

      1924年底到19258月,毛澤東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消失了,他退隱到故鄉韶山,在這近一年的時間里,他什么也沒有寫,也沒有發出任何聲音。退隱似乎成為了毛澤東人生歷程中的一個特點——每當要做出驚天動地的決斷時,他都會像蛇一樣蟄伏一個時期,在沉潛中獨自思考。

      在長達近一年的時間里,毛澤東究竟在思考些什么呢?他思考的是中國歷史、中國社會的特殊發展規律?;谶@種思考,毛澤東對中國革命的性質,對于什么叫做“國民革命”,做出了與蘇聯和共產國際完全不同的判斷。

      自青年時代起,毛澤東就認為:“吾國二千年來之學者,皆可謂之學而不思”。所謂“學而不思”也就是盲從,就是“循習慣之勢力,而篤信之、服從之耳”,毛澤東說,“學而不思之學派”,造成的是“有信仰而無詰難之社會”。

      中國缺乏的不是知識,而是批判地對待知識的態度。而馬克思主義的生命力,就在于它是一種批判的思想。對待馬克思列寧主義,也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,而絕不是盲從。

      毛澤東在《實踐論》中這樣概括說:“客觀現實世界的變化運動永遠沒有完結,人們在實踐中對于真理的認識也就永遠沒有完結。馬克思列寧主義并沒有結束真理,而是在實踐中不斷地開辟認識真理的道路。”

      毛澤東畢生不盲從權威,而在大革命時代,毛澤東所批判的,便是蘇聯關于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。蘇聯的布爾什維克,把馬克思對人類歷史發展的復雜分析,簡化為機械的“五種社會形態”的遞進,這五種社會形態是:原始社會、奴隸社會、封建社會、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。正是根據這樣的觀點,斯大林對中國社會性質,做出了機械而簡單的判斷:中國是封建社會,中國需要資產階級革命,在中國,資產階級是最進步的階級。毛澤東不能同意這樣的觀點.毛澤東的一生,主要不是通過閱讀馬克思的著作,而是通過獨立思考接近了馬克思的觀點。馬克思與毛澤東的共同點,就在于批判的思想,而在分析中國社會性質這個問題上,即是如此。

      與列寧和斯大林不同,馬克思在《政治經濟學批判(1857-1858年)》中提出:中國并不是西方那種“封建社會”,中國早就完成了國家的統一和市場的統一,不存在西方那樣的封建壁壘、貿易和市場壁壘,中國市場很大,商人縱橫南北,獲利很多,但是,也正因為中國“商業資本”的過度發達,方才造成了其“工業資本”之不發達,即商人不必通過投資產業,就可以獲利發財。于是,與西方式的“封建主義”和“資本主義”相區別,馬克思發明了“亞細亞生產方式”這個社會范疇,以此來概括中國的特殊性。

      毛澤東也認為,中國并非簡單的封建社會,中國社會有資本主義性質。中國的官僚即具有資產階級性質,因為他們是贏利的官僚,而中國基層的土豪劣紳也同樣具有資產階級性質,因為他們也是贏利性的“國家經紀人”。中國的官僚階級是一個“贏利性的組織”,并不代表國家。

      因此,毛澤東把中國的官僚階級稱為特殊的“資產階級”——“官僚資產階級”,而近代以來,官僚資產階級更與帝國主義相結合,從而形成了“官僚買辦資產階級”。

      在中國歷史上,最早發現中國的官僚是一個具有自身特殊利益的“贏利性的組織”,而非代表刻板無效的行政體系的人是雍正皇帝,因此,雍正發動了大規模的反腐敗運動,以整肅官商勾結和贏利性的官僚,但是,雍正的改革與新政最終失敗了。

      而毛澤東的發明是:“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”——官僚資本主義的基礎與根源,乃是基層的“贏利型經濟”,是土豪劣紳。而要摧垮官僚資本主義,就必須從基層摧毀土豪劣紳,并以農民自己的組織,來代替土豪劣紳對于中國基層的控制。而靠雍正那種自上而下的“反腐敗”運動,是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困擾中國千年的治理體系失敗問題的。

      中國歷代所施行的自上而下的“反腐敗運動”,為什么會反復地陷入失敗呢?這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,中國的基層社會沒有組織。國家要動員和控制社會,就非要依靠官僚不可。而官僚控制基層社會的抓手,就是基層的土豪劣紳,一旦官僚與基層的土豪劣紳結合在一起,那么,國家與皇權便對他們徹底無可奈何了。

      中國國家之無效率,正是因為基層社會沒有組織。由于基層人民沒有自己的組織,他們也就不能抵抗官僚的掠奪和壓榨,由于基層無組織,國家動員社會,只能依靠官僚和基層的土豪劣紳,而一旦贏利的官僚與基層的土豪結合,中國就會出現軍閥割據的局面。

      此時的毛澤東所做出的,乃是他畢生最重要的發現之一:以農民自己的組織——農會、婦女會等,來取代和打倒一千年來的鄉紳階層,這是一個從最基層出發,重新組織中國、改造中國的過程——而用毛澤東青年時代的術語來說,這就是一個重建社會自身“抵抗力”的過程。

      毛澤東對中國傳統的了解的確極為深刻,從少年時代的《商鞅徙木立信論》到青年時代的讀《倫理學原理》批注,毛澤東已經形成了對于中國文明精髓的精深理解,在《講堂錄》中,他更指出了中國之衰落,便在于社會組織能力下降這個關鍵問題。

      毛澤東自少年時代即推崇法家,在他看來,中國基層組織的形成,就源于商鞅的“五戶聯保”的戶籍保伍制度,這就是郡縣制的實質。宋代統治者為了根除基層民眾有組織的反抗,解散了基層社會的組織,形成了“國家能力不下鄉”的局面。而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就已經指出:這就是造成中國基層社會沒有國家思想、政治思想的根源,這也就是近代中國陷入“一盤散沙”的根源。近代以來,正是這種悲劇性的惡性循環,為帝國主義宰治中國提供了前提和條件。

     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,毛澤東是作為一個具有強烈批判色彩的思想家橫空出世的。與斯大林不同,在毛澤東看來,中國的資產階級并不是一個整體,因為中國有最壞的資產階級——官僚資產階級,一概地認為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是進步的,是不正確的。若籠統地以為革命要依靠資產階級,則可能會把革命的領導權,稀里糊涂地交給最壞的資產階級——官僚買辦資產階級。因此,中國革命,并不是一場由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封建革命,帝國主義、官僚資本主義和基層的土豪劣紳——這三個互相勾結的勢力,才是導致近代中國瓦解的內因和外因,這三者才是中國革命的對象。

      中國革命的性質究竟何在呢?這便是后來毛澤東所概括的——無產階級領導的,人民大眾的,反對帝國主義、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人民大革命。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——這是毛澤東畢生最重要的發現之一,毛澤東與官僚資產階級的斗爭,持續了一生。

      也正是通過批判的思考,毛澤東得出了這樣的結論:農民是中國革命的主力軍。一直以來,毛澤東關于農民和農民運動的觀點,都被視為“非馬克思主義”的,因為在絕大多數馬克思主義者那里,馬克思主義是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學說,而農民是保守的力量,現代化進程,就是消滅農民和農村的運動。

      但是,這樣的“馬克思主義者”所堅持的,恰恰又不是馬克思本人的觀點。馬克思指出,歐洲社會的發展,經歷了古代共同體-農業共同體-資產階級市民社會的轉變,但是,這條道路并不具有普遍性。

      亞當·斯密也指出:如果不是“百年戰爭”徹底摧毀了歐洲的農業,那么,歐洲會走一條以農業帶動制造業,再以制造業帶動貿易的道路,而這條道路,要比歐洲后來的發展道路更自然、更優越、更健康。

      馬克思認為:中國這樣一個“天然的共同體”,它與以土地私有化為基礎的“日耳曼共同體”相比,性質完全不同。

      馬克思更明確地指出,如果沒有外部暴力的干擾,以共同體所有制為主,以私人所有制為輔的所有制形式,不必向歐洲的市民社會轉化,也可以實現向現代文明轉型。換句話說:現代化進程,并不必然不是一個“去農民化”、“去農村化”和“去共同體化”的進程,而社會主義進程,就是一種不以犧牲農民和農村共同體為代價而進行的現代轉變。若用毛澤東后來的話來說,那就是: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,絕不是“城市消滅農村”的過程,恰恰相反,中國模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,“應該把農村建設得更好,比城市還要好”。

      如果從這個角度去理解毛澤東的思想,那么,我們就會發現,在馬克思之后的共產黨領袖中,只有毛澤東的思路是與馬克思高度契合的,也只有毛澤東立足中國文明的傳統,從消滅三大差別的角度,發展了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思想。毛澤東是這樣一個馬克思主義者——像馬克思本人一樣,他是以批判的方式來建立起自己的思想的。

      在當時的毛澤東看來,國民革命要成功,之所以需要一場農民革命、農村革命、土地革命,是因為農民革命、農村革命所針對的就是軍閥統治的根子,軍閥統治的根子在基層、在地方,它是通過榨取、控制地方起來的,而離開了對于地方和農村的掠奪,離開了地方和農村在財政和人力上的支持,軍閥的統治就必然會瓦解。

      1925年,毛澤東在《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》一文中提出:軍閥的總根子就是土豪劣紳,軍閥不過是大的土豪劣紳而已。因此,要完成資產階級民主革命——國民革命,就必須鏟除軍閥的根子“土豪劣紳”,就必須改變為土豪劣紳所把持的中國社會的基層結構。在年青時代,他推崇能文能武的曾國藩,而今,他認為曾國藩就是鄉紳地主階級的代表,是鎮壓農民運動的劊子手,湘軍和“新軍”,就是軍閥的源頭。毛澤東正是從這樣的角度去認識組織起來的農民和農民運動的,借用一句人們耳熟能詳的話來說,在毛澤東看來,方興未艾的農民運動才是中國真正的“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”。

      顯然,毛澤東的貢獻,絕不僅是張國燾所說的:毛澤東這個“農家子”發現了農民、提出了農民問題。他立足中國歷史,極為深刻地揭示出:中國社會近代瓦解的根源,就在于基層社會沒有自組織能力,而要進行社會改造,就必須扎扎實實地從組織最基層的社會做起,從增強社會自身的“抵抗力”做起。毛澤東的思想大幅度地壓縮了中國歷史。自秦到唐,中國用了一千年的時間才解決了“皇權土地所有制”的問題,而自唐末至清末,中國又用了一千年,才實現了“地主土地所有制”。而毛澤東的設想則是,在盡可能短的時期內,以暴風驟雨般的方式,把農民組織起來,通過建立中國現代土地集體所有制,以推動土地的社會化生產,在“工農聯盟”的基礎上,實現社會主義性質的現代化。

      “一萬年太久,只爭朝夕”——毛澤東力圖用一代乃至幾代人的革命、奮斗和犧牲,來完成歷史上數十代人才能完成的事業。一旦從這個高度去認識農民革命,也就自然解決了“好得很”和“糟得很”的問題,也就明白了農民革命不是打家劫舍,不是痞子造反,而是從基層去建立一個現代新國家的必由之路。

      毛澤東這樣概括說:誰掌握了農民,誰就能掌握中國,誰解決了土地問題,誰就能動員和組織農民。在后來的中國革命歷程中,毛澤東將這些話又反復說過多次。

      毛澤東畢生厭惡人們稱他為天才,這是因為腳踏實地、實事求是才是他的品格,因此,他更喜歡稱自己是“地才”。不過,毛澤東的思想的確太超前了,30歲的毛澤東,他的思想不僅超越了同時代的那些大知識分子,超越了同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人,而且也超越了共產國際和斯大林。

      毛澤東后來曾經這樣說過:我青年時很自信,自信人生二百年,會當擊水三千里。但又很不自信,以為山中無老虎,猴子稱大王。

      鴉片戰爭摧毀的,不僅是一個古老的王朝,更是中國人的思想、理論和道路自信。而毛澤東思想所建立的,也不僅是一個新的國家、新的社會,而更是中國人的思想、理論和道路自信??上?,當時的毛澤東不可能知道,他獨立思考的結果,與馬克思本人的論斷是高度契合的,當時的毛澤東只是以為,他的思想既然不符合共產國際的指示,因此也就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。

       19258月,應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召喚,毛澤東離開湖南韶山,回到廣州參與國民黨“二大”的籌備工作。在返回廣州途中,毛澤東在中共湖南省委書記郭亮的陪同下,重游了青年時代讀書游泳的舊地岳麓山和愛晚亭。重游故地寫下那首著名的《沁園春·長沙》,毛澤東心事浩渺地發出了這樣的感嘆:“問蒼茫大地,誰主沉???”

      究竟誰才是主宰中國命運的力量呢?

      是共產國際所說的資產階級嗎?

      是為斯大林和廣東國民政府顧問鮑羅廷看好的蔣介石嗎?

      是當時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工人運動嗎?

      農民,能夠成為中國革命的主力軍嗎?

      這蒼茫一問表明:當時的毛澤東,對“大革命”的前途并不樂觀。僅僅兩年之后,郭亮的頭就被蔣介石砍下來,掛在長沙的城門上。毛澤東很清楚地意識到;無論國民黨、共產黨還是共產國際,他們對于突如其來的“革命高潮”還缺乏真正思想理論的準備,他們對于中國社會的性質、對于中國革命性質的理解都是不正確的。

      “大革命”的前途并不明朗。他曾多次說過,革命不是請客吃飯,更不是當官做老爺,革命需要“五不怕”:不怕殺頭、坐牢、老婆離婚、不怕丟官和開除黨籍。

      實際上,毛澤東是在預見到革命可能失敗的前提下,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,而這是他與許多革命者的一個重要不同。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來曾經這樣說過,毛澤東與魯迅一樣,正因為他們是“失敗者”,因此才成為了最徹底的革命者——而丸山的這句話,今天看來,的確是非常深刻到位的。

      槍桿子里面出政權

      19261月,國民黨二大在廣州召開。

      在那次會議上,毛澤東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候補委員,他得了173票。而在國民黨中執委選舉中,蔣介石則得了248票——只差一票就是全票。蔣介石脫穎而出,成了國民黨的希望之星。

      這一年的105日,經汪精衛推薦,國民黨中央黨部任命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。在離開了共產黨的核心決策層之后,毛澤東卻成為了國民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之一。

      陳獨秀和汪精衛,是兩個先后重用毛澤東的人。陳獨秀欣賞毛澤東,是因為他認為含蓄低調的毛澤東不尚空談,能辦實事。而汪精衛看好毛澤東,很大程度上則是因為他最了解心狠手辣的蔣介石。盡管蔣介石因擔任黃埔軍校的校長而掌握了槍桿子,但隨即被擢升為國民黨宣傳部長的毛澤東,卻很大程度上掌握了國民黨的話語權。

      蔣介石并不是孫中山指定的接班人,最早看好蔣介石的人是鮑羅廷,他是蘇聯派到廣東國民政府的軍事顧問。而鮑羅廷推崇蔣介石,是因為斯大林把蔣介石視為“革命軍人”。蔣介石是在上海崛起的,除了有著深厚英美背景的宋美齡家族的支持之外,蔣介石崛起所依據的社會力量,就是浙江的財閥和江湖勢力。而在倒向英美之前,蔣介石最大的后臺不是別人,就是斯大林。斯大林甚至還懷抱著一個極為天真的設想——希望蔣介石能夠加入共產黨。

      19261026日,蘇共政治局在斯大林的主持下,通過了一份給中共的指示,禁止在中國展開對于資產階級右翼和蔣介石的斗爭,并明確地反對發動農民運動。

      而那個時候,離蔣介石發動“四·一二”政變已不到一年,當時的斯大林腦袋里想的卻是如何使共產黨不要影響蔣介石的“戰斗力”。事實上,蔣介石這個斯大林所欣賞的“革命軍人”一旦羽翼豐滿,國民政府就再也無法控制他了。在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的汪精衛看來:或許只有一個人能夠與蔣介石對抗,而這個人就是毛澤東。

      汪精衛看好毛澤東,不僅是因為毛澤東能掌握筆桿子,也不僅是因為毛澤東極有思想,而是因為毛澤東能夠辦農民運動講習所。

      國民黨二大結束后,蔣介石制造了“中山艦事件”,他謊稱共產黨要發動兵變,綁架自己去蘇聯。借此蔣介石提出了《整理黨務案》,要把共產黨從國民革命軍中清除出去,而且他還提出:共產黨員不能再繼續擔任國民政府的要職。也就是在國民黨通過蔣介石的《整理黨務案》的二屆三中全會召開的當天,毛澤東主持的廣東農民運動講習所,在廣州市的番禺學宮正式開班上課了。

      毛澤東的農民運動講習所開課25門,每屆授課實習4個多月,毛澤東所擔任課程最多,而學員們所學習的,主要是社會調查的方法和軍事工作。半年之后,他又主辦了設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,農講所孕育了中國2800個農會,遍及11省,它成為日后中共再造乾坤的熔爐。

      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,就是共產黨的黃埔軍校。

      毛澤東是偉大的演講者,他總是能夠征服自己的聽眾,而與毛澤東不同,蔣介石則沉默寡言,他只迷信槍桿子,1943年,蔣介石精心策劃,終于隆重推出了由陶希圣捉刀代筆的《中國之命運》,這算是蔣介石一生中最大的學術成果。而這本著作最偉大的理論創建,便是關于鄉紳的論述。

      蔣介石認為:鄉紳是中國基層社會的組織力量、社會保護力量,鄉紳代表的是中國基層社會的自組織性,鄉紳政治就是中國政治的實質。如果說蔣介石也有理論,那么所謂“蔣介石理論”的核心,便在于此處。蔣介石希望用這部著作,來回答大革命時代的“筆桿子”毛澤東對于他的挑戰。

      而在鄉紳問題上,毛澤東的思想則與蔣介石截然相反,毛澤東認為,中國社會治理失敗的過程,就集中表現為“鄉紳”墮落為“劣紳”這個過程。

      近代以來,隨著帝國主義入侵和中國的“自強”運動,鄉紳發生了根本性的轉化,傳統的鄉紳日益不能擔負起代替國家向地方榨取的“重任”。鄉土中國的空間結構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,這就是:“鄉紳”的淡出和“劣紳”的進入。

      所謂“劣紳”,往往是以包稅人的面目出現,搜刮鄉里,無惡不作。在一系列早期農村社會調查報告中,毛澤東認為:如果不能以農民的自我保護組織“農民會”填補這種鄉土中國權力結構的真空,那么,中國農村將成為“劣紳”的天下。

      在毛澤東看來,中國的衰落,從根本上說,就是由于基層被黑社會化的“劣紳”所把持,而中國的上層則為“官僚買辦資產階級”所統治,蔣介石所代表的,正是這樣的一個舊中國的治理體系。毛澤東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是階級矛盾,是敵我矛盾,他們之間斗爭的成敗關系中國的現代命運,這是你死我活的斗爭。

      遇到毛澤東,算是蔣介石倒霉。

      1925121日,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《革命》第四期上,刊發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毛澤東的文章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》。這篇文章被當時的《中國農民》和《中國青年》轉載,而當時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,卻拒絕在黨的機關刊物上發表這篇文章。盡管對當時的陳獨秀來說,毛澤東這篇文章屬于離經叛道,散布的都是“非馬克思主義觀點”,但是,在后來的西方思想家眼里,這篇文章卻因為簡潔地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精髓,而至今依然還是“曲高和寡”。

      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》后收入《毛澤東選集》,成為《毛選》中的第一篇文章。歷史證明,這篇文章不僅是指導國民革命,而且也是指導整個中國革命的綱領性文獻,就是這篇文章,標志著“毛澤東思想”的正式誕生。

      那一年,毛澤東32歲。

      今天中國的青年人,讀過這篇文章的人似乎已經不多。而對這篇文章認識最為獨到的人,卻是德國思想家卡爾·施密特???middot;施密特指出:人們往往把毛澤東這篇文章理解為純粹的政策和策略性的,這乃是一種致命的錯誤,實際上,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》是20世紀最偉大的政治理論文獻,它在政治理論上的地位,堪與馬基雅維利的《君主論》和馬克思的《路易·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》媲美。

      卡爾·施密特認為,毛澤東這篇文章的深刻之處,就在于回答了“世界的實質”是什么,以及“政治實質上是什么”這兩個問題,而對于革命的策略乃至社會各階級的分析,相對而言,是建立在上述兩個重要思考的基礎上的。

      這是一篇劃時代的政治哲學文獻,而政策與策略的論述,只是這篇文章的表面。

      首先,毛澤東對于“階級”是什么的理解,是與“世界是什么”的回答聯系在一起的,而實際上,只有從后者出發,才能真正理解前者。“世界是什么”?在毛澤東看來,世界就是“差異”,世界上是永遠存在差異的,毛澤東說,就社會而言,差異就表現為社會差別和社會等級。

      這本是毛澤東在《倫理學原理》批注中所表達的思想,但它也正體現了馬克思本人在其博士論文《伊壁鳩魯和德謨克利特自然哲學之差異》中所表達的基本觀點。世界的本質是差異,而差異就是發展變化的根源——實際上,這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實質。

      顯然,在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之后,毛澤東的世界觀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變化,他已經不再像青年時代寫作《心之力》的時候那樣,把世界和宇宙的本質理解為“生命力”,而是理解為生產力了。這時的毛澤東更強調:矛盾和差異推動了世界的發展與變化,不過,毛澤東又認為,這種變化并不總是意味著革命。

      毛澤東說,當社會差別和社會差異還不至于影響社會成員“過日子”的時候,這種差異和差別——或曰這種“矛盾”,就不是“對抗性”的,社會“等級”,也還不至于發展為對立的“階級”,這個時候的社會沖突,就不會表現為“政治沖突”、“階級斗爭”、社會革命。

      后來,毛澤東在《矛盾論》中,進一步對這一思想進行了哲學總結。他說:所謂“矛盾是普遍的”,是指“差異”是永遠存在的,但是,這并不意味著這些矛盾和差異都是對抗性的,換句話說,不意味著它們都是“政治性”的,存在矛盾和差異的地方,并不意味著“階級斗爭”的條件已經成熟和具備。正是延續著這樣的思考,后來的毛澤東又寫出了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》和《論十大關系》這樣的著作,而這兩篇著作中的思想,與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》以及《矛盾論》乃是一脈相承的,而它的源頭,可以上溯到《倫理學原理》批注。這表明:毛澤東的思想從誕生起,就是成體系的,是一貫的。

      而這篇文章的第二個核心,便是回答了什么是“革命”這個問題。所謂革命,只是在社會差異發生了“質變”時方才出現的,或者說,革命只出現在社會矛盾轉變成“對抗性”的歷史過程中。這個過程,就好像水在95度還是液體,而到了100度就氣化了一樣,這就是所謂“從量變到質變”的過程——毛澤東后來說,這一過程,決定了中國社會發展的“階段性”。

      對于社會而言,所謂革命狀態,就是社會上一部分人作威作福,而另外一部分人則活不下去那樣一種狀態,即所謂1%99%的狀態。到了這個時候,社會關系就轉變為“敵我關系”,社會差異和社會差別,就轉化為“對抗性的矛盾”、“敵我矛盾”。

      只有身處這樣的狀態的時候,我們方才是處于“革命狀態”之中,而處于革命狀態的人,他們所要做的第一件事,便是區分敵友。因為所謂“朋友”就是讓我活下去的人,而“敵人”則是使我活不下去的人。

      所以,這篇文章一開頭,毛澤東便如此急迫地寫到:

      誰是我們的敵人?誰是我們的朋友?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。

      中國過去一起革命斗爭成效甚少,其基本原因就是因為不能團結真正的朋友,以攻擊真正的敵人。

      革命黨是群眾的向導,在革命中未有革命黨領錯了路而革命不失敗的。我們的革命要有不領錯路和一定成功的把握,不可不注意團結我們真正的朋友,以攻擊我們真正的敵人。我們要分辨真正的敵友,不可不將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,作一個大概的分析。

      毛澤東展開了對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:在中國,最壞的勢力就是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土豪劣紳,他們是革命者的敵人。民族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介于敵人與朋友之間,他們的特點是懷疑動搖。工人階級是革命的領導力量,可惜人數很少。在中國,農民占人口的絕大多數,農民就是那些活不下去的人,而絕大多數人處于活不下去的狀態,這就是中國革命得以爆發的根本前提,在毛澤東看來,“大革命”所依賴的對象,卻并不是絕大多數活不下去的農民,十分危險的是:大革命依靠的是蔣介石,而蔣介石代表的卻是革命的真正對象——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土豪劣紳。

      雖然轟轟烈烈的大革命已經開始了,但是,革命者對于“革命”還沒有從思想上做好準備,而無論國民黨還是共產黨,依然還處于“政治上不成熟”的狀態。因此毛澤東指出:轟轟烈烈的大革命,就是一場“虛假的革命”。

      大革命為什么會失敗,第一次國共合作為什么會破產呢?這就是因為蔣介石集團代表的是上層的“贏利型官僚”(官僚資本主義)和基層的“贏利型經濟”(土豪劣紳),而當時的共產國際和共產黨卻把它們視為革命的依靠力量。

      1927年春,正值大革命高潮,毛澤東在武漢寫了一首格調悲愴的詞,在唐代,中國人把西域的來客,稱為“菩薩蠻”,而毛澤東這首詞的詞牌的名字,就叫“菩薩蠻”——而這似乎意味著,他自己在中國政壇和思想界中的地位,如同“西域來客”一樣屬于異端。

      茫茫九派流中國,沉沉一線穿南北。

      煙雨莽蒼蒼,龜蛇鎖大江。

      黃鶴知何去?剩有游人處。

      把酒酹滔滔,心潮逐浪高!

      在當時的毛澤東看來,斯大林放任蔣介石加強“戰斗力”的結果,只能是使蔣更快、更加赤裸裸地舉起屠刀。而在當時十分危急的形勢下,只有農民運動才能挽救革命,而只有抓住農民,共產黨才可能有力量與蔣介石抗衡。

      19273-4月之間,即在蔣介石發動“四一二”政變前夜,毛澤東發表了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,毛澤東在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中這樣寫到:

      很短的時間內,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、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,其勢如暴風驟雨,迅猛異常,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。他們將沖決一切束縛他們的羅網,朝著解放的路上迅跑。一切帝國主義,軍閥、貪官污吏、土豪劣紳,都將被他們葬入墳墓。一切革命的黨派、革命的同志,都將在他們面前受他們的檢驗而決定棄取。

      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堪稱中國的《共產黨宣言》,它的第一節,就叫“組織起來”。

      當《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》發表的時候,如同毛澤東所預言的那樣,“大革命”作為一場“虛假的革命”已經全盤失敗了。這篇文章發表數日之后,蔣介石便發動了“四一二”政變,武漢的國民黨左派隨之也背叛了工農運動,千百萬工人和農民被殘酷屠殺,大批共產黨人倒在血泊里。從1927412日開始,在上海,針對共產黨人的、大規模的、有組織的屠殺進行了3天。蔣介石為第一次國共合作舉行了血淋淋的葬禮。

      而僅僅幾個月之后,蔣介石與宋美齡在上海舉行了基督教婚禮,在大革命的葬禮之后舉行的盛大婚禮是個象征,通過這次政治聯姻,蔣介石投入了英美帝國主義的懷抱。

      斯大林和共產國際對于蔣介石的背叛感到震驚,而中共的反應卻是“束手無策”。

      大革命的失敗印證了馬克思的名言: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。

      大革命的失敗印證了毛澤東的判斷: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將會與帝國主義、土豪劣紳結合起來,背叛革命,屠殺工農和共產黨人。

      1927年的813日,毛澤東帶著全家從武漢秘密潛回長沙,所謂潛回,是因為此時的毛澤東已經“自我罷免”了在國民黨中的一切職務,雖然他此時的身份是中共中央的特派員,但當時中共中央的指示,卻是要去發動城市起義,而不是進行農村暴動。

      1927831日夜,月黑風高,山迢水遠,毛澤東與楊開慧就此永別。

      19301114日下午一時,經蔣介石的手令,時年29歲的楊開慧被湖南軍閥何健槍殺于長沙識字嶺。她身中數槍,手指深深地陷入泥里。

      自此一別,毛澤東永失“驕楊”。毛澤東一家有6位親人為中國革命獻出生命,而這在世界無產階級勞動者的領袖中,絕無僅有。毛澤東在風華正茂的時代,便立志發愿,要為全世界受苦人貢獻自己的一切。

      毛澤東的人生時間表與歷史一致,而與常人不一致。當大革命進入高潮的時候,他預言革命的危機,當“虛假的革命”失敗的時候,毛澤東預言:真正的革命才剛剛開始。

      1927年,目睹了蔣介石清黨、清共的大屠殺之后,魯迅沉痛地說:我一生從未見過如此殺人的,而被殺的竟都是書生,他們所犯的罪,無非是寫了幾篇文章,宣傳了某種學說。

      實際上,毛澤東早已明白:革命不是請客吃飯,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行為,政治是你死我活的斗爭。在毛澤東看來,空談誤黨,空談誤國,空談會導致革命失敗,空談會造成殺人如草不聞聲。從血光、火光、淚光和刀光中站立起來,他因此認識了一個真理:槍桿子里面出政權。

      192799日,毛澤東在湘贛邊界發動了秋收起義。在中國歷史上,第一次打出了“工農革命軍”的旗幟,從那一刻起,偉大的中國革命方才真正開始。

      這是漫長的革命。這是最后的斗爭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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